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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张申府在一次采访中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深刻的总结：
“我一生有三个软肋，也是我毕生追求的三大爱好：书籍、女人和名誉。20年代时，我还特意刻了一个印章，刻上‘三好’二字，象征这三样东西。我从未放弃过它们。读书，我爱到了极致，甚至在1948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女人给我带来的麻烦更多，比如刘清扬和其他女人们……”
张申府与刘清扬这对夫妻，在共产党早期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张申府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曾担任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也是自己妻子刘清扬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同样是中国最早一批女共产党员，二人共同参与了许多革命活动。
张申府出身于河北一个官宦家庭，作为家中富裕的长子，他的婚姻与恋爱观念深受传统礼教影响。
在与刘清扬同居之前，张申府经历过两段婚姻。
第一次是在他18岁那年，听从父母安排，与一位16岁的县官之女结婚。尽管这是包办婚姻，张申府却特意和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作对，妻子改名为“朱德侬”，并被他送到新办的女子学校接受教育。
展开剩余88%张申府其实对这段婚姻感到满意，朱德侬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从未与丈夫或公婆争吵。然而她命运多舛，1914年生下女儿后不久便因难产去世。
张申府曾坦言：“若不是她早逝，我不会去找别的女人，也不会投入妇女解放的事业。”
张申府因工作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火车上他几次遇见同一位少女，内心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与此同时，家中父母忙着为他安排续弦。张申府也向父母吐露心声，希望由媒人介绍心仪的女子。
媒人传来消息，说找到了他的“心上人”，但当他满怀期待去见时，迎接他的却是一个陌生女子。她既愚钝又守旧，与他心中的理想完全不符。
父母却坚持认同这桩婚姻，认为他急需一个贤妻良母，不仅能照顾前妻所生的女儿，还能继续生养，守妇道。这些条件在他们眼中远比儿子的感情重要。
张申府内心仍旧惦记着火车上遇见的那位少女，但对这段包办婚姻只能默默接受。
他的母亲说：“你的女儿需要一个母亲。”张申府点头表示理解，认为母亲的话也有道理。
这第二段婚姻与他的心上人相距甚远，张申府终身未曾对这位妻子表现出多少怜惜，甚至对子女的关怀也极为缺失，未能履行父亲的职责。
第二段婚姻带给张申府无尽的痛苦与折磨。
刘清扬是天津人，出身回族富商之家，因此她并不被传统的“三纲五常”束缚。
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对她宠爱有加。
10岁时，父亲为她包办了一场婚事，但14岁那年，她进入女塾求学。
1911年，刘清扬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受先进教师影响，她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的天津共和会，还参与过运送炸弹等危险的秘密任务。
到了1916年，已经成熟且思想独立的刘清扬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她给男方提出了一个苛刻条件——双方须分别写一篇关于包办婚姻的文章，若男方的更优秀，她才会同意婚事。男方一家因此烦恼不已，最终不了了之。
在哥哥们的支持下，刘清扬成功摆脱了包办婚姻的束缚，投身于妇女解放和民族救亡运动。
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张申府和刘清扬也在这场浪潮中相识。
遇见张申府之前，刘清扬已是闻名遐迩的才女和极具号召力的街头演说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加快了建党步伐。北京仅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名党员时，便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
然而，受武术锻炼且崇拜秋瑾的刘清扬拒绝了入党邀请。
那个时期，刘清扬的思想非常独立，她不轻易随波逐流，从小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清楚不需要什么。
与此同时，张申府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外恋，恋人不是刘清扬，而是她的同学和好友王慰吾。
两人虽同居，却未结婚，张申府希望王慰吾能贯彻“女性解放”的理念。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段关系对王慰吾来说代价极大。张申府明确表示他不愿承担婚姻责任，这段关系最终难以长久。
1920年，张申府随蔡元培赴法国筹办中法大学。在分别时，他并未彻底切断与王慰吾的联系，但感情已转移到了船上邂逅的刘清扬身上。
当时，27岁的张申府已有三个孩子，26岁的刘清扬则是初涉情场。
张申府回忆道：“她是个好人，只是有点脾气。上船前我已有女友，不知为何感情转变得如此迅速，我简直像罗素一样。”
抵达法国后，张申府与刘清扬开始同居生活。
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便极不平等，张申府回忆说，是刘清扬先向他示爱，且对他百依百顺。
1921年，刘清扬为张申府生下第一个儿子，之后又陆续生了三个孩子，也经历了数次流产。
回国后，刘清扬便住进张申府家中。
张申府形容：“她起初就像侍妾一样，但我们对此并不在意，她的演讲稿大多是我帮她写的。”
他的言辞中隐含明显的优越感，认为与他在一起对刘清扬更有利，几乎没有表达出任何爱情。
在那个年代，女性在生育中承受的痛苦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连思想开放的张申府也不例外。
他所说的“侍妾”极具侮辱意味，而刘清扬曾与邓颖超等人共同创办《妇女日报》，是当时女权运动的先驱，一直活跃在妇女解放的最前线。
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表明，张申府并非刘清扬理想中的良人。
1925年，张申府因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旧部蔡和森等人对党纲问题争执，不顾周恩来的劝说，愤然退党。
此时，他已脱离中国共产党，而刘清扬依然是中共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两人虽保持婚外同居，却引发党内外轩然大波。
1926年，脱党一年多的张申府在某报纸发表文章，公开控诉社会对他们的非议：
“现在只有在中国，已婚之人还拥有情人的身份是被禁止的……我认为，性交、婚姻与爱情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同居丈夫’、‘同居妻子’的争吵简直无聊至极。”
文章发表没多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刘清扬奉组织指示赴武汉，后来也选择脱党。
这一年对刘清扬来说极为动荡。她生下大儿子后，将孩子托付张申府合法妻子照看，孩子却不幸夭折。
1928年，她生下大女儿，因无政治活动，便留在家中抚养。
张申府对刘清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写下《性的艺术同性的自由》，提出女性解放后“会陷入新的陷阱——恋爱”。
他主张性自由，却坚决反对恋爱，认为恋爱使男女过度依赖，违背性自由的本意。
张申府的观点乍看激进，仿佛抨击封建传统婚恋，实则是为自己不负责任寻找借口。
刘清扬刚生完孩子，最需要丈夫的关怀和陪伴，但张申府只表现出不耐烦。
1930年，因两人同居期间矛盾加剧，张申府又写文章，言辞更激烈。
他将刘清扬称为“女性玩偶”和“赘物”，抨击女知识分子“未婚时一副样子，婚后全变了样”，认为男人因恋爱烦恼增多，女人却借恋爱解决了生活难题。
张申府对作为家庭主妇的刘清扬愈发轻视。1931年，他凭文集《所思》成名，成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而在他眼中，刘清扬配不上“教授夫人”的身份。
随后十多年，张申府身边女人不断，风流绯闻层出不穷，感情生活极为混乱。
他的著作《心思》引起北京第一女子学校校长孙荪荃的兴趣，两人逐渐交往。
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张申府与孙荪荃关系亲密。
刘清扬对此感到羞辱，与张申府激烈争吵。
张申府反驳道：“你这是嫉妒作祟。”
二人暂时分开。
1936年，张申府因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被捕，刘清扬和孙荪荃联手营救。
出狱后，他却转而与中国大学女学生董桂生同居。
董桂生是他的秘书，十分崇拜他，时常流露爱慕之情，张申府也未加拒绝。
这不仅激怒了刘清扬，孙荪荃也愤怒写信痛斥张申府“不忠”，双方吵闹后分手，孙荪荃改嫁他人。
孙荪荃的结局并不意外，在张申府和刘清扬的感情里，她始终是第三者。若张申府懂得忠诚，也不会与她纠缠。
实际上，张申府只是延续了他一贯的行为，而孙荪荃因此首次体会到真正的痛苦与绝望。
1937年，张申府病倒于南京，曾写信给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刘清扬。刘清扬特地赴南京照顾他，病愈后张申府却又回到董桂生身边。
此时，日军的战火唤醒了刘清扬，她不再沉溺于破碎的婚姻，而是离开北平，赴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刘清扬走上街头，向民众宣讲团结抗战的重要性。
她与邓颖超、史良等人共同参加宋美龄主持的庐山妇女谈话会。1939年3月，刘清扬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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