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120师师长和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员。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纽约时报》驻亚太战区的著名战地记者和摄影师。20世纪30年代，福尔曼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起见证了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其间，福尔曼因与贺龙有过数次相遇并专门采访过贺龙而与其结下不解之缘。在福尔曼的书中，他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贺龙当作最敬重的领导人来描述。他还十分风趣地把贺龙称作“共产党的罗宾汉”。
初 见 贺 龙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播到海外。福尔曼带着对共产党人的好奇，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7年7月初来到陕西红军驻地。
福尔曼见到他仰慕已久的英雄贺龙时，兴奋又激动，向贺龙认真询问了诸多问题，进一步详细了解到有关长征的事情。他在书中写道：“当他们（红二方面军）刚刚到达（陕西）时，我就采访了贺龙和他的部队。他原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大量的逮捕和屠杀使他十分憎恨。在国共长久的斗争中他选择了共产党。在1935年，他带领他的50000名士兵开出湖南进行长征。在西藏边境与朱德会师的时候，他的几千名士兵由于饥饿死在路上，另几千人牺牲于行进中的激战，因为他们在行进的每个阶段都在作战。”他以西方人的视角把长征描述为：“那惊人的长征，这一有组织的迁徙，只有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历史记载可与之比拟。”了解中国近代军史的人都很清楚：拿破仑的长途退却是远远不能与中国红军的长征同日而语的。但对于福尔曼，一个系统受过西方教育和影响的美国记者来说，这在当时已是善意的、最高的评价了。
就在第一次采访红军的过程中，福尔曼在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1937年7月7日的晚上，我在贺龙的司令部听说了日本军队进攻了北平附近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这次著名的进犯点燃了亚洲战争的火药桶。”福尔曼十分清楚东北三省沦陷时国民党政府的表现和结果。他非常想知道处在疲惫和弱势状态的共产党人此时对日态度将会是什么样的。“人们会认为这位将军（贺龙）和他的部队在经历了一次艰苦的长征跋涉后最重要的是应该很好的休息，但就在第二天清晨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贺龙公开向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表示：不管国民党对此会采取什么态度，他和他的军队都将向日本侵略者宣战！”福尔曼第一次亲眼见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加深了福尔曼对贺龙的认识。
又 见 贺 龙
1944年，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一片大好的形势下，苏美英盟国逐渐将重心移向亚洲战场。中国的盟友们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否在真正抗战，是否有能力抗战，是否可以合作，是否在未来盟军计划轰炸日本领土时起到协助作用。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消息进行封锁，外界对这一系列问题是不甚了解的。福尔曼以《纽约时报》记者身份肩负起了解真实的共产党的使命，与其他中外记者和国民党官员组成了21人的记者参观团，先于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6月至10月对延安根据地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参观访问。
福尔曼等首先参观了王震359旅驻地南泥湾，后到达延安，参加了欢迎大会，品尝了延安边区的瓜果菜肴，住窑洞，涉山水，还参加了军事会议，参观了学校、工厂，采访了各阶层人物。延安根据地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活画面，给这些外国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福尔曼高兴地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领导，收获颇丰。而让他激动的是与贺龙的再次见面。他在书中写道：“自那以后的七年里（自1937年第一次见面始），贺龙一直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位身强体健，斗志昂扬的勇士。”“贺龙率领120师进入山西，沿着同蒲路布防。因此牵制了日本军队，使其不得不停止了进攻中国南方而回师北方去对付八路军。”“共产党的罗宾汉……贺龙的名字传奇性地在中国北方地区家喻户晓。”
福尔曼十分好奇贺龙和120师在面对日军先进的军事武装时会怎样考虑，是否会避其锋芒而不战？在与贺龙谈话后，他在书中写道：“日本人认为以自己优良的武器装备三个月就可征服全中国，但就是贺龙，就是120师，给予日本军队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的飞机扫射，尤其是低空轰炸不仅吓不倒贺龙，也吓不倒他的军队。他们早在十年的国内大革命时期和长征途中，在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久经考验，无比坚强。”贺龙豪迈地回答福尔曼：“我的儿郎们（120师）为什么能打胜仗？就一条，他们不怕日本鬼子！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次重逢中，两人的亲密合影及福尔曼为贺龙拍摄的诸多特写相片充分展示了他们之间的友好情谊。贺龙还鼓励支持福尔曼“深入虎穴”，到抗战前线去采访。贺龙以他非凡的个人魅力、不同寻常的胆识及他带领的这支历尽艰辛而成长壮大的部队，帮助福尔曼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华民族。
在参观采访中，福尔曼还认识了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各级将领，并亲临战场观察真实的战斗过程。几个月的根据地生活对福尔曼来说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他对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有了一次彻底的认真思考与认知。福尔曼在他所著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里问道：这是共产主义吗？他们是共产党人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是一个他从没见过、从没接触过的特殊群体。他从这一群体身上强烈地感受到和认识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他彻底明白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侵略者能让这个民族屈服和被征服！他为这些敢于出生入死、勇于奉献的革命者和爱国者所彻底折服了。
他最后在参观报告中写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合并起来的军力是小于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5，但确在与45.9%的日本在华兵力作战，及90%的80万的伪军作战。在抗战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击毙了110万日伪军，俘虏了15万敌人，缴获了32万只来复枪、9000挺机关枪、6000门大炮及其他战利品。55个高级日本军官被击毙，包括一个中将与七个少将。同一时间，共产党牺牲人数为40万以上，包括535个上校以上的军官。”如果说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在抗日战争初期让西方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存在，而福尔曼所著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则在抗日战争后期以事实、数据和相片向当时的国统区人民和欧洲战场上的盟军诸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七年里一直在抗日，绝非躲在深山窑洞里游而不击。福尔曼让世界知道了陕甘宁晋绥根据地的军民在为中国的“卫国战争”日日夜夜、勇敢顽强、锲而不舍地艰苦斗争着；根据地军民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怀有深情厚谊的福尔曼再度来到中国。此次来访，他想见毛泽东，见贺龙等所有他曾经见过的心中豪杰，但这美好愿望已不能再实现。幸运的是叶剑英元帅还在，福尔曼把对毛泽东、朱德、贺龙以及所有他想念之人的情感都释放在了与叶帅的握手间和倾谈中。不久，他带着骄傲、欣慰、深情和遗憾于1978年在美国故乡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人民面对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勇敢地来到中国抗日前线，用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向世界传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一直在英勇抵抗侵略者”这一重要消息，这在当时对全世界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是难能可贵的。同时，福尔曼的报告及在他之后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同样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描写了中国六位元帅，都是写实的，唯独对他更加偏爱的贺龙添加了浪漫传奇之笔，表达了他对贺龙将军的喜爱和二人的深厚友谊。福尔曼的书籍和摄影作品与其他外国记者和友人的书籍和摄影作品一样，是对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珍贵记录，也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资料中的无价之宝。为此，我们不会忘记这些善良、正直、友好的国际友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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